朱文哲 潘云鹏 | “对时”：延安时期标准时间的构建与传播

对时：延安时期标准时间的构建与传播

朱文哲  潘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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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延安时期，为了构建社会日常运行的秩序，适应与外部交流的需要，中共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标准时间。在抗战期间，中共的标准时间并未统一，但初步确立了以民国政府陇蜀时区时间为参照的“华西标准时间”，并建立了以延安为参照标准的地方时测度体系。抗战胜利后，随着新华广播电台日渐广泛的建立，由此构建了面向各个解放区的时间传播途径，而“上海时间”成为中共大多广播电台的标准时间，并通过新华广播得以广泛传播，推进了标准时间的普及和应用。随着全国解放和中共开始全面接管城市，构建统一的标准时间又成为新的课题。

作者简介： 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潘云鹏，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文章刊发时有删节和修改，本文为未删节完整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文章刊发于：《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战役。为了保证东征战役的顺利进行，司令部强调部队渡河“要有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据聂荣臻回忆，统一的时间，在当时作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作战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又无法通过广播校对时间，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提早到达哩！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当时，部队中还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毛泽东同志和聂荣臻开了一次玩笑。19日他向部队发了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聂荣臻的这只旧表居然成了这次渡河时的标准表了。①这则事例生动说明了当时红军面临标准时间不统一的挑战，此种情况在延安时期仍较为普遍，成为制约根据地运行以及与外部交流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延安时期中共也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标准时间体系。

构建标准时间，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标准时间体系的过程。自晚清以来，全球标准时间在中国日渐扩展，成为现代交通、教育、政府机构等方面运行的参照，民国政府为了构建标准时间体系进行了诸多尝试。②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延安时期中共也试图构建标准时间，既要与国内基本保持一致以消弭时间差异所带来的不便，又要考虑中共革命重心在农村的实际。另一方面，延安时期中共根据地经历了从分散到逐步连接成为一体的过程，如何有效传播标准时间从而保证各根据地的日常运行，也是中共标准时间构建和传播需要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标准时间与社会运行、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秩序都密切相关，是了解延安时期社会运行及政治变化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以延安时期中共构建和传播标准时间为研究对象，将标准时间构建与中共革命动员与政治体系的运行相结合，试图对中共日常时间秩序及其运行进行系统梳理。

一、标准时间体系的构建

社会时间体系是人们社会生活展开的重要参照和基本秩序。标准时间作为全球化的重要产物，又成为连接世界各地推进全球化的重要工具。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确立了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时间测度体系，初步确立了国际标准时间。此后，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标准，每隔15度经度为时刻标准，将全球划分为24个标准时区。1901年，中国海关以东经120度为沿海各通商口岸通用时刻，又被称之为“海岸时”。1918年，中央观象台制定了中国的时区划分标准，将全国划分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长白时区、昆仑时区，并将之纳入到《中华民国八年历书》。1939年，国民政府又对五时区的划分进行了细微的调整与修改，并规定在抗战时期全国各地一律暂以陇蜀区时间为标准。内政部会同中央观象台拟具了《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自1939年6月1日起执行。③从中也可以看到，随着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精密准确的时间计量成为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工具，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统一的标准时间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延安时期中共根据地运行的需要促动了标准时间的构建。据1940年5月31日《新中华报》报道，为了统一延安的时间，公安局在延安城内施放午炮，作为作息时间的参照，但因炮声传递距离有限，北门外各机关无法听到。对此，该报建议多设午炮，以保证全市时间统一，此举意义重大：“在延安因为没有标准钟楼，故每于上大课、开会、听报告或举行集会时，常有因人未到齐而迁延颇久，致浪费很多宝贵时间，这种不好的现象，实宜急速消除。”④不久，施放午炮也因故取消，延安时间不统一的情况仍未改观，不过浪费时间的现象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7月3日，陕甘宁边区学联号召青干、陕公、鲁艺、抗大、女大、边师、马列学院、党校、军政学院、行政学院、军政研究班等学校的学生会俱乐部发起遵守时间签名运动，并做出了三条规定：“一、你如果负责召开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设法能准时开会！二、你如果参加什么会议的话，一定要准时到会。三、你要用一切方法说服你周围的同志也遵守时间。”对此，《新中华报》评价说：“这一运动，首先由青年学生做起，然后推广到各界人士中去。关于遵守时间，实为本市各界人士久已感觉迫切重要之举，此次经学联号召各校发起遵守时间签名运动，影响所及，当可纠正既往不遵守时间的毛病，今后大家应互相督促，共同养成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⑤同期的另一篇文章《消灭不遵守时间的现象》甚至将“不遵守时间”视为“一种腐朽的旧社会的官僚政客们的习气”，号召大家“与一切不遵守时间的现象作斗争，新延安的作风上，要大大的写一条‘消灭不遵守时间的现象’”⑥。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学联发起的遵守时间运动，切中了因时间不统一以及不遵守时间导致的弊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对于边区学联的倡议，延安各界也有积极的回应。八路军政治部在回复边区学联的函件中指出：“不遵守时间，乃是一种坏习惯，延安各界虽有同感，但因循旧例，迄未纠正。贵会等十二团体发起号召延安各界遵守时间的签名运动，并规定具体办法，本部完全赞同，当即转饬所属各机关、学校均应热烈拥护，以争取遵守时间的模范。”⑦后勤政治部为了响应边区学联的倡议，“当即规定了值星值日制度，以吹哨为准，按时作息，甚为严格，现已开始实行。”⑧中共中央组织部致函学联也认为，“号召各界遵守时间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办法，对时间无用的浪费的严重缺点，是应该纠正的。因此，大家都应当响应这个号召，遵守开会规定的时间”。⑨由此可见，随着边区学联提倡的遵守时间运动签名运动的推进，遵守时间的观念得到了人们广泛认同。

但由此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以那种时间作为参照标准，并通过何种方式让大家能够便利的掌握这种时间。对此，延安的相关机构进行了诸多尝试。中央组织部在给边区学联的回函中指出，中组部将自己所存的大钟正在修理，等修理好装置在中央大礼堂，作为开会的标准时间。对于大礼堂装置大钟，1940年8月20日的《新中华报》极表赞同，但也认为“单是如此还不够”，必须在各个公共场所或者居民来往最多的十字路口也有同样的设备，惟此类大钟，一时购买不易，深望各机关或个人能够仿效组织部慷慨为公自动捐出。至于施放午炮，更是目前应赶快实现的，俾大家都能以此时间为标准。同时，关于统一时间，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的秘书处应负起这个责任来，一定要使本部门的时间和标准时间一致（或每天与电话总机对钟一次）。这样才能收到应有的实际效果。⑩由于此前午炮停放，边区政府又紧急筹划，“拟安设午炮三座，火药已饬各县迅速购运来延，以备应用”⑪。这些传播时间的方式仍存在局限，午炮报时既昂贵，且与敲钟报时一样面临传播距离有限的问题。此外，不管是以午炮还是钟表，都需要参照其他计时工具的时间来计时，如果标准时间无法统一仍会导致时间的差异。换言之，在没有标准时钟的情况下，其他报时方式仍缺乏准确的参照体系。

针对延安缺乏标准时间的参照，1940年10月31日《新中华报》上刊登了一篇建议使用日晷计时的文章。该文作者认为：“用日晷方法代替标准钟或午炮以遵守时间。”⑫通过这种简便的方式取得标准时间，尽管手段已显得落后，却能够取得视太阳时，经过简单换算得到平太阳时，从而与所在时区标准时间保持大体一致。⑬1942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江天成在《解放日报》上刊发了《延安日晷与地方时》的文章，详细说明了延安制作日晷计时的情况，并解释了日晷所显示的时间与陇蜀时区时间的换算办法。他还特别强调了“一般不过于精确，仅就日晷读出的时间每小时读出的差数尚不到一分，故足敷用”。经过试验之后，江天成等人在自然科学院和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进口处分别安置了两座日晷。⑭这种由日晷所测出的时间，实际上是将自然时间转化为刻度时间，又用作社会时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参照了陇蜀时区的经度划分，从而与当时国内主要通用的陇蜀时区时间建立了关联。从时间测度的角度来看，尽管日晷的精确度仍有较大问题，但这种廉价的计时工具安装简便、计时刻度直观，对于缺少标准钟的延安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不过日晷在阴雨天的情况下难以测度时间，也存在着使用的局限。

虽然延安时期中共通过各种手段来确立标准时间，但实际上并未能够统一时间。1944年10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在《中国的乐土延安》一文中指出，延安使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比重庆时间快一小时的上海时间；比重庆时间慢20分钟的延安时间以及重庆时间。然而延安几乎没有能够工作的手表和座钟，所以无论根据哪个时间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几点，这也使得早起的艰巨考验变得不那么痛苦了。当地的报纸《解放日报》有一座只有摆放成特定姿势才能走的座钟。由于没有任何钟表，国际和平医院用燃烧线香来记录大致几点。这里的院长说“我们用的是烧香时间”。⑮爱金生的观感从当时很多人记载或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种多元并立的时间体系对延安与各个根据地及外界的联系造成了不便。

1945年2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解放日报》上发布通告，“查本边区尚无统一标准时间，甚为不便。兹决定以华西标准时间为边区统一的标准时间。按华西标准时间比延安日晷时间迟十八分钟。因此，照本地日晷时间推迟十八分钟，即得华西标准时间。望一律遵行，以资统一，而便对外通讯联络。”⑯这一时间实际上就是以陇蜀时区的时间为标准。不过对此标准时间的确立，英人林迈可起到了推动作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延安日晷计时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使得延安与外界交流时仍面临时间差异的问题，他将这些问题写信告知了毛泽东。在他看来：“现今社会已经实行标准时区的办法，而惟一曾使用地方时间的人，是从前在山西实行太原时间的阎锡山先生，共产党当然不会愿意效法一个军阀，接着我又说明了使用日晷带来的种种不便。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其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毛泽东先生并复信给我，感谢我提的意见。”⑰林迈可所说的“中国中部标准时间”即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的“华西标准时间”。这一建议符合延安的实际情况，契合了延安的需要，因此也得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认可。

二、无线电广播与标准时间的传播

相比标准时间的确立，标准时间的传播更为重要。而无线电广播的建立，为中共标准时间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1939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其中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规定了“每日三时、十八时、二十一时，由国民政府中央电台用1200及11900千周波同时播送”。⑱这种方式为各地校对时间提供了参照。但对中共而言，要能接收到这些时间，并通过自己的广播电台传播出去才能产生好的效果。早在1940年3月，中共中央就筹备建立广播电台，当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等报刊对播音的时间、波长、呼号都有预告。⑲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延安新华广播应该使用的是中原时区时间，与国民政府使用陇蜀时区的时间有区别。⑳1941年4月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预报了新华广播的播音内容，其中“二十二点一节，为广播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社论，解放报重要论文，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及重要通知，紧要文件等。在敌后交通阻滞情况下，实为广大军民、敌占区同胞之福音，望各界注意收听。”㉑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㉒这些规定实际上等于设定了各地应参照的标准时间，只有掌握好了标准时间，才能及时收听新华广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功率较低，后来又出现故障停用，时间校对功能并未能到充分体现。

1945年8月中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重新恢复播音，在播音过程中为了便于听众的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外播音时间采用的是上海时间，实际仍是中原时区时间。1945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延安广播电台从即日起开始中国国语广播的消息，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为“XNCR”，播音“用千周七五00与九六二五，波长四0米与三0点八米，时间每日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二时三十分，与十八时三十分至十九时三十分（上海时间）。”㉓1947年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延安广播电台介绍国民党军官在内战中被俘的情况，“每日播音时间上午十二点到十三点三十分。下午十八点到二十点（均上海时间，比重庆时间约早一小时）”㉔。随着中共建立的广播电台越来越多，其他广播电台要转载延安广播电台的节目，就需要以上海时间为标准时间。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广播电台都使用上海时间。1947年9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二周年告听众的播音中，介绍了当时中共各广播电台使用的标准时间，其中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都使用上海时间，而齐齐哈尔西满广播电台使用上海夏季时间，哈尔滨广播电台则使用东北时间。㉕1948年，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启事就说：“用上海标准夏令时，即比东北解放区现用时间提前一小时。”㉖尽管这些播音时间有差异，但都以上海时间为标准，东北时间比上海时间早一个小时，而上海夏令时比上海时间早一个小时，所以从实际上看东北时间和上海夏令时的时间应该是一致的。

至于以上海时间作为广播的标准时间，与解放区主要处于中原时区有很大关系。在1939年民国政府的五时区划分中，以东经120度时刻为标准者为中原区，即上海时间；以东经105度时刻为标准者为陇蜀区，即重庆时间；以东经90度时刻为标准者为回藏区；以东经82度时刻为标准者为昆仑区；以东经127.5度时刻为标准者为长白区。抗战期间全国各地一律暂定以陇蜀区时间为标准。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恢复了五时区的使用。㉗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大多位于中原时区以内，因而使用上海时间作为参照和标准，既便于标准时间的推算，又与国民党的标准时间名称相区别。据1949年7月统计，中央广播电台事业管理处所属的电台总计34处，在华北的6处，东北15处，华东10处，华中2处，西北1处。㉘这些电台的地域分布大多是在中原时区以内，因而使用上海时间也较为实用。

延安时期中共采用日渐便捷的无线电广播作为授时方式，极大便利了各解放区的使用。据1945年9月15日《晋察冀日报》报道，张家口市收听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者“为数日增，广播收音机恢复与新增者已达五千部以上，仍有继续增多之势。”很多市民说：“广播太好了，听了真叫人增长知识，懂得新道理。”他们都希望该台能帮助他们增设与安装收音机，或设置街头广播机，以满足更大多数群众的需要。㉙由此可见，广播在城市中已对民众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共广播的报时功能也得到了体现，对此有研究者就指出：各电台普遍设置“报时”（亦称“对时”）节目，比较常见的是正点报时，那时标准时间许多是标用上海时间。广播电台报时，方便了人们掌握时间，安排生活，控制节奏，同时，也有提醒人们到时收听自己要听或愿听的节目的作用。广播报时是时间意识强、自觉控制自身运行的表现，它也是广播的一种良好的品质。㉚延安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事实上中共并未能够确立一种标准时间，但形成了主要以中原时区时间为参照的时间体系。同时借助于日渐普及的广播电台，传播了标准时间。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顺利进行，各个解放区逐步连接成为一体，加之各地广播电台的逐步建立，为统一标准时间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全国解放进程的加快，中共开始接管城市，维护城市的日常运行急需标准时间。1949年5月下旬，解放军进驻上海，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各机关相继成立。5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出“用字第一号”令：“为统一标准时间起见，自6月1日零时起，全市一律改用北平时间，除校正标准钟外，特此通告。”㉛1949年6月15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时间的通知”，其中规定“现时本关所沿用之夏令时间自即日起改为上海标准时间，仰将各课处所通字第三号钟表一律拨慢一小时为要”。㉜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首都北京所在的东八区时间成为中国统一的标准时间。㉝

三、标准时间与日常生活秩序

标准时间的确立，不仅关涉到时间计量与传播的技术问题，更与社会运行的秩序密切相联。延安时期正是中共通过根据地社会秩序的构建与运行，从而为革命力量的动员奠定基础，完成革命目标的重要阶段。因而，标准时间的确立和传播，又与中共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但延安时期标准时间所呈现的情况与中共日常秩序构建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一方面，标准时间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延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医疗就诊、日常学习、集会、工作、休息等方方面面，应该说标准时间的概念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另一方面，标准时间的参照体系和表达形式多样，由此导致了多元时间体系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标准时间体系的运行，必须要能够便捷的将之运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才能发挥其秩序的作用。但多元时间以及计时技术上的障碍，就使得延安时期的标准时间与日常生活并未形成极其严密的对应关系，由此不仅使日常生活时间的规定未能形成体系，在实践中也无法将之严格落实。不过，延安时期标准时间构建所呈现的矛盾，也有深层次原因。

从标准时间扩展过程来看，它适应了现代工业发展和世界连接日益紧密的趋势，这一内在规定决定了中共必须推动标准时间的构建与实行。林迈可建议延安采用标准时间，所立论的依据恰恰就是延安对外交往的需要。再例如延安时期工厂工人工作时间的规定，也需要参照标准时间体系。1940年，陕甘宁边区制定了《劳动保护条例》，其中就对工人工作时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工人每日实际工作八小时，青年工人工作六小时”，其中还对夜班的起止时间作出了明确限定，“采用昼夜轮班制者，所有工人班次，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本条例所称夜间工作是自下午十时起至第二天早上六时止”，而为了保护妇女权益，该条例对哺乳妇女的工作时间也有严格规定：“孕妇哺乳妇禁止做夜间工作”，“哺乳妇女在工作时间内普通停工休息时间外，每隔三小时宜有二十分钟哺乳时间，此项休息时间计入工作时间内”。㉞尽管在抗战的背景之下，八小时工作制不能适应时局需要，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也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工业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㉟1941年9月，彭真通过对晋察冀根据地工人工作时间的调研后也认为，“我们的生产工具和技术都很落后，整个工业都还是生产力极低的手工业，在敌我互相封锁的战争环境中，又根本没有可能应用机器。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只不过促成抗战后甫在发展的少数工厂或工场手工业乃至手工业者（他有学徒）破产而已。”“但以今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条件来估计，除矿工外，工作时间是不能低于十小时的。否则以我们这样的环境和技术落后的工业，断难继续发展或维持。”㊱尽管因战争使得八小时工作制无法落实，但钟点时刻的确立以及遵守工作时间的规定，都反映了标准时间对延安社会的深远影响。除了工厂的工作时间之外，医院、学校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如1941年1月16日，中央医院发布紧急通知，其中规定了门诊的时间：产前检验星期一、三、五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其他科目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并特别强调“会客时间下午二时至四时，非时恕不通融”㊲。陕甘宁边区的学校也规定了详细的授课时间㊳。1943年9月鄂豫边区小学所制定的授课时间表更是“细致入微”：“高小每日正课六小时，上午四小时，下午两小时，初小每日正课五小时，上午三小时。但上午得增加习字一小时。”“高小每级每小时须足授五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初小中年级每级每小时授课四十分钟，休息二十分钟，低年级每级授课半点钟，休息半点钟，唯初小在复式教学上，授课时间必会减少，每小时仍定五十分钟，但每级每小时授课时间不得少于二十分钟。”㊴应该说，这些详细的钟点时刻规定了最基本的生活秩序，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时间的基本参照。对此黄华回忆说：“延安所有的机关学校过着军队式的生活。青干校的学员每天早上6时随军号声起床，跑步。早饭后工作或学习。午饭后午睡，工作，学习。晚饭后自由活动，工作或学习。晚10时，熄灯号响了，大家休息。”㊵诸如此类的回忆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钟点时刻的规定已经非常细致，但这些时刻都需要以标准时间为参照，才能得到很好地运行，而标准时间的落实，不仅需要准确的计时工具，还要有便捷的时间传播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标准时间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中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据亲历延安时期的刘彤矢回忆：“战争时期的延安，有钟表的人极少，机关、学校也没有，虽然少数同志有表，也无标准时间。平时的作息时间都依习惯说法、哨音或点香为准。直到解放战争时，也未能解决标准时间问题。”㊶1946年11月曾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的霍璞也回忆说：“鸡叫起、半夜睡，生活很不规律。”㊷即便是很多机构规定了详细钟点时刻，但将之落实并不容易。例如延安的中央医院，钟表很少，研制了“沙漏表”计时查脉搏、数呼吸。㊸陕甘宁边区的小学因为没有钟表，每次上课时间不能一定。㊹有些小学记时没有钟表就用香来代替，把香分成若干份，用毛笔打出记号，燃烧起来，以定作息时间。㊺很多部队也没有钟表或手表，站岗放哨只能燃香计时。由于标准时间未能严格执行，不遵守时间就变成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在军事行动中，不遵守时间规定的情况屡有发生。1940年，聂荣臻就指出：“军区部队是由游击队出身，因而在正规战斗中，特别在配合战斗时，多不遵守时间及划分的作战区域，不按时请求命令；有的随便撤出战斗，将部队带走，而不通知友邻作战的部队；有的在战斗紧张时，不利用电台联络而叫电台跟着伙食担子走。这种游击习气，对正规战运动战是很有危害的，必须坚决肃清。”㊻1947年，杨成武在《大同、平汉战役的总结报告》中仍然指出“不遵守时间也很严重，如每次攻击所规定的时间，多未按时动作，甚至差3小时之多，至于执行日常工作及部队调动，遵守时间亦差，因此往往使部队不协同，是非常有害而危险的。”㊼他们都认为部队不遵守时间的习惯，给军事行动带来了危害。这也从一个方面见证了延安时期标准时间执行的情况。

延安时期社会生活时间逐步以钟点时刻来加以划分，但标准时间在实际生活的应用却并不广泛。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与中共革命的特点密切相关。对中共而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运行以标准时间为参照，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标准来构建社会秩序，有了标准时间的规定，意味着有了最基本的秩序。所以，钟点时刻规定在延安社会生活中极为普遍，不管是学校、医院、部队以及政府机构，都有明确的作息时间表。另一方面，延安时期社会生活中标准时间的应用范围，又受到计时技术及传播手段的限制。从深层次上看，延安时期的统一时间运动显得并不十分急切，原因就在于延安时期的现代工业极其薄弱，整个社会运行的时间秩序尚无法达到像民国时期全国铁路系统运行需要构建统一标准时间的那种程度。因此，要将这种标准时间推广到整个社会并不容易。另外，中共革命运动重心在农村，而农民日常生活生产所依据的多是自然时间。彭真在调查晋察冀根据地农民的工作时间后就说：“农业劳动，基本上是服从于季候的。有时必须很忙（如雨后的耕耘播种，成熟后的收获），有时则又工作较少（冬季农暇）。因此，不但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就连十小时工作制都不能实行（同时农民根本尚无所谓几小时的观念），基本上只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入夏，保持午睡制度，紧急时则在早晚延长工作时间。这种习惯看来极不科学，但既合乎农业生产的实际，便也只好采用了。去年夏季，个别地方的工会，曾在农业方面，强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结果不但惹起雇主极大的恶感，毫无雇佣的农民，都大谓不然，许多雇农自身也觉得难以行通。最后不得不自动停止了。”㊽即便是制定了详细作息时间的鄂豫边区小学，也“根据农村习俗和需要”放假。㊾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前夕，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杨明轩也说：“必须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将我们农村中那些简单化的、粗率的、不节省时间的工作方法去掉，建立一种正规的、科学的工作制度，按时作息。”㊿从这些述论和事例来看，延安时期中共标准时间的构建与运行受制于农村自然时间的极大制约，加之，中共各个根据地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没有构建统一标准时间的强烈需求和内在动力。标准时间在有限范围的运用，已经能够通过电话、电台等方式起到联通各个根据地的作用。标准时间传播方式的制约，又从技术的角度极大地限制了统一时间体系的形成。但这种多元的时间体系基本适应了延安时期中共革命的实际需求。

四、结语

时间是一种秩序。标准时间在全球的传播，使世界不同区域都受到这一时间体系的影响。自晚清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标准时间的划分，被“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51】。延安时期，中共也面临与标准时间接轨的需求，从确立和传播标准时间的过程来看，尽管时间始终未能统一，但基本确立了以标准时间为参照的时间体系，成为中共根据地运行的重要保证。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52】要能做到全党全军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无条件执行，首先要做到按时接收到这些电讯信息。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泛建立，且播音多数以上海时间为标准，为传播统一性的时间提供了条件。延安时期中共尝试构建标准时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时间。这一特点也提醒我们，延安时期的文献记录、电报往来以及军事行动等的时间记载有时需要仔细辨析，因标准时间参照不一，可能导致推算结果的差异。

 注释

①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②现有研究对近代中国标准时间的确立、传播以及社会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可参见：郭庆生：《中国标准时制考》，《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3期；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史林》2020年第4期。不过现有成果侧重梳理民国政府构建标准时间的进程及影响，对中共构建标准时间的研究仍有空间。

 ③《抄送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电请查照——代电各省政府等》，《内政公报》第12卷第4-6期，1939年4-6月，第35页。

 ④《养成严守时刻的习惯》，《新中华报》第134号，1940年5月31日，第3版。

⑤《发起遵守时间运动》，《新中华报》第148号，1940年7月23日，第3版。

 ⑥《消灭不遵守时间的现象》，《新中华报》第148号，1940年7月23日，第3版。

 ⑦《八路军政治部覆函边区学联赞同遵守时间运动》，《新中华报》第153号，1940年8月9日，第3版。

 ⑧《后勤政治部规定遵守时间办法》，《新中华报》第157号 ，1940年8月23日，第3版。

 ⑨《响应遵守时间运动，组织部捐大钟一座》，《新中华报》第153号，1940年8月9

日，第3版。

 ⑩《遵守时间与统一时间》，《新中华报》第156号，1940年8月20日，第3版。

 ⑪《安置午炮问题边府正筹办中》，《新中华报》第160号 ，1940年9月8日，第3版。

 ⑫侯建存：《关于保育、守时、卫生等工作的意见》，《新中华报》第175号，1940年10月31日，第4版。

 ⑬视太阳时亦称真太阳时，是地球自转引起太阳周日视运动的时间。 由于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真太阳时是不均匀的。为了便于计量时间，人们把全年长短不等的真太阳日平均计算，得到“平真太阳日”，再对此进行逐级等分，得到均匀的时分秒，就是平太阳时。

 ⑭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解放日报》1942年9月30日，第4版。

 ⑮爱金生：《中国的乐土延安》，郑曦原编：《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众志愿者译，张援远总译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447页。

 ⑯《边府通知》，《解放日报》1945年2月12日，第1版。

 ⑰林迈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杨重光、郝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01页。

 ⑱《标准时间事项》，《内政公报》第12卷4-6期，1940年4月-6月，第36页。

 ⑲赵玉明：《赵玉明文集》第2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⑳张小航：《抗战八年广播纪》，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四月一日开始播音放送中共重要重要文件等》，《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4月3日，第1版。

 ㉒《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㉓《延安广播电台即日开始广播》，《解放日报》1945年9月11日，第1版。

 ㉔《延安广播电台廿日起介绍被俘军官及其生活》，《新华日报》（重庆）1947年1月17日，第2版。

 ㉕《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二周年告听众》，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广播史料选辑》第1辑，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79年版，第38页。

 ㉖《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启事》，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广播史料选辑》第5辑，第205页。

 ㉗《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政部修正公布）》，《无线电世界》第1卷第4-5期（合刊），1946年9月5日，第72页。

 ㉘《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广播电台介绍》，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中国广播史料选辑》第5辑，第62页。

 ㉙《张垣广播电台决定充实内容改进工作》，《晋察冀日报》1945年9月15日，第1版。

 ㉚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编：《东北人民广播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㉛《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统一标准时间的通告》（1949年5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编著：《上海解放》 （中），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

 ㉜青岛海关编：《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综览》第4卷，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1页。

 ㉝郭庆生：《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1期。

 ㉞《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8-680页。

 ㉟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㊱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编委会编：《晋察冀边区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09页。

 ㊲《中央医院紧急启事》，《新中华报》1941年1月16日，第1版。

 ㊳《陕甘宁边区暂行师范学校规章草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中等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1981年版，第40-41页。

 ㊴《鄂豫边区小学教育实施办法》，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709研究所印刷厂印刷1984年（内部发行），第168页。

 ㊵黄华：《延安生活》，任文主编：《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8页。

 ㊶刘彤矢：《圣地幼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㊷霍璞：《难忘延安清凉山的激情岁月》，陕西日报社、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编：《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内部资料），陕西日报社2006年编印，第238页。

 ㊸本书编委会编：《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1939.4-1950．8）》，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4月）》，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㊺张超：《忆陕甘宁边区新正县第二完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旬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旬邑文史资料》第1辑，彬县印刷厂1988年版，第108页。

 ㊻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㊼杨成武：《杨成武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㊽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编委会编：《晋察冀边区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下），第509页。

 ㊾《鄂豫边区小学教育实施办法》，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第163页。

 ㊿《杨明轩副主席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的闭词》（1949年2月17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3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51】左玉河：《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论南京国民废除旧历运动》，刘东编：《中国学术》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9-192页。

【52】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求是》2019年第21期。